我国公司法建构中的国家角色

从公司法律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应当密切关联之理念考虑， 自 2005 年我国 《公司法》修订已过去八年时间， 公司法的新一轮修订理应提上国家的立法日程。要废弃旧的或者建立新的规则， 使公司、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 审视时下修法启动的环境条件与法律界意见固然重要， 然而借机回味考察一下近现代中国公司制度的发展脉络也不无裨益。我们不妨把后者归结为 “公司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如何考量的问题。从古到今、自西往东， 公司法构建都难以摆脱国家在其中的角色扮演。
学界在认识公司究竟为何物时总有这样一种误区: 因为公司自治 [1]的存在而认为公司制的生成也源于商人实践和私法自治。然而， 西方公司发展的历史事实向我们展示了完全不一样的图景。一者， 近现代公司设立从一开始走的便是特许之路， 这无非就是公司被赋予了寻租的垄断特权 [2]。就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国家的公司而言， 这种垄断体现了国家通过公司形式来进行海外掠夺， 最终沦为国家搜刮利益的工具。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 其所表现出来的国家色彩异常浓厚: 在殖民地进行贸易的同时被赋予了领土自治特权， 其涵括了民事、军政、财税等职能 [3]。由此可见， 国家在公司制企业形成之初就将公共意志凝练于其中。二者， 西方公司形式所体现出来的诸多特征都不可能通过私人契约安排得以确立。例如股东有限责任原则， 乃至德国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发端， 都显示出国家角色对公司法建构的决定性影响。故而， 西方国家公司制的发展脉络为探讨中国公司法建构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背景参照: 单纯考量商人实践的自然选择， 无法观测公司制度的全貌; 尤其是在商人实践还严重缺乏、商人文化尚处在较低层级的国度里制订和修订公司法律制度就更应当理性审视国家在其中的角色扮演。
一、国家角色如何影响中国公司制发端
公司制企业在中国是 “西法东渐”的产物， 并非自然繁衍于本土的农耕和商业文明。但是，“商业”、“商人”从产生商品交换之日起就已存在。据 《盐铁论》 记载， 桑弘羊等大夫坚持盐铁官营， 并认为 “夫权利之处， 必在深山穷泽之中， 非豪民不能通其利。” [4] 此处所谓豪民是指掌握资本、拥有话语权和社交资源的土豪商人。凡商人， 以渔利为其宗旨， 集资浩大后兼并土地， 豢养食客、家丁， 评论朝政， 结党官府、山林甚或组建私人武装， 威胁朝廷 [5]。于是， 重农抑商国策从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基本定调且历朝历代奉行不迁， 似乎官商关系在 “商” 之卑微背景下没有互动、博弈的社会前提， 士农工商皆是天下王土上的芸芸众生。由审慎观之， 中国本土商事制度的开化发育与西方商业普世价值存在自然对接与逻辑融合， 其中国家首先启蒙和不间断发力推进是制度移植成功的关键 [6]。
(一) “重农抑商”与 “官商关系”之语境释疑
重农抑商与官商关系， 这两个词语在商业发展史料中频繁出现。的确， 在不断更替的奉行重农抑商国策的王朝中官商之间却又时常相互勾结而形成紧密的利益往来关系， 持续存在着江山社稷大计和知府县衙宾客商贾的社会背离。这种在表面上看来充满魅惑的复杂国情， 深深地影响到了商人的生存与发展悲欢离合， 也造成了近代以来公司制度构建的无比辛酸和艰难。
重农抑商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国策是与国家发展理念密切相关的。以土地为基础的各项税赋是封建国家赖以存续的最重要支柱。有外国学者指出， “至少对中国来说， 可以认为， 一个通常能够依靠现行的以土地为基础的税收制度生存的政府， 比它的欧洲同行对其商人干涉较少， 但为商人创造的机会和特权地位也更少。” [7] 因此， 与其说是政府主动 “抑商” ， 还不如说是从一开始政府就没有发现通过商人来垄断贸易可能会使国家更加富强。例如有研究表明， 在古代亚洲统治者的脑海里，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观念: 比直接向商人征税更好的方法， 可能是通过权力占有能产生持久利益的商业投资 [8]。当然， 国家发展理念的固化必定源于多方面因素， 但上述学者的思考的确给予我们一种富有启迪意味的解释路径: 国家发展理念决定了国家本身以及整个社会与民众的发展倾向， 趋于稳定的社会发展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冒险精神， 当然也就意味着商人实践的先天不足。
人类社会自存在私有制以后就渐次形成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条件下就会有商品交换， 交换即催生贸易。缺乏商人实践的 “抑商” 社会并不代表商人与商业就不存在了， 而是有可能变异为其他发展态势: 其一， 政府专营。“官” 在本质上成为最大的 “商” ， 亦即由国家实行全面的行政性垄断， 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清末的公司制尝试。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新中国时期国企发展与改革之理念， 中国在上世纪 50 年代到改革开放前事实上因袭了封建时代重农抑商的方针政策。其二， 商人与政府 (或某些官员) 勾结， 形成紧密的官商关系。因为国家主导商品贸易并对商人实行严苛税赋而使得商人阶级的生存极其艰难， 那么商人要发展则必须设法依附于权力。不管是哪一种态势， 共同之处都是 “国家及其代表的公权力一直都先于商人和商人组织得到发展。” [9] 故而， 基于重农抑商之政策而形成的政府专营或是官商关系， 已经使得国家成为商业法构建的重要角色， 这种角色扮演到如今仍是如此。正如有学者指出， 由于历史上 “官方” 力量如此深入地嵌入商事经营， 官办企业的现代形态——国有企业在中国的诞生就十分自然 [10]。也正是在这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下， 倘若 “公”与 “私”的经济组织适用同样的法律机制的话，就可能因为实质的不平等而诱致挤出效应的发生。
按照这种分析， 似乎一种貌似合理的结论自然而然就会出现: 国家在公司法构建中的角色扮演， 阻碍了公司制的发端， 故而， 公司法制的建立首先要摆脱国家羁绊， 以推翻封建王朝为前提。然而在革命党建立共和体制以前， 没落的晚清政府已然启动了公司新律的建构。其后的民国时代， 国家颁布的公司法律就有三部之多。由此可见， 中国公司制从一开始就受到国家角色的影响， 法律不仅催生了公司企业， 而且持续看护其成长发展。
(二) 制度供给的此消彼长: 商人实践的欠缺与国家介入的正当性
清末修律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开端， 这场变迁从一开始就已经定格为自上而下的制度革新 [11]。自耕农、富农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要么发动革命以推翻旧王朝， 要么平静地维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状态， 柔性的社会政策制度革新大都来自王朝中央的顶层设计， 商鞅、王安石、李鸿章尽皆如是。改革成功与否， 除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帝王的支持以及官僚体制内部斗争形势的影响外， 还要看改革实质内容的素材来源与规则形式。素材来源侧重关注改革是否广泛、全面地吸纳既有规则的优良元素， 而规则形式则侧重关注改革是否审慎、妥当地采取了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表现形态。就公司制企业诞生与发展看， 重农抑商的文化锁链捆绑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 压制和束缚扭曲了国民的人格， 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往往空中雷声大， 地面雨点小， 显得异常艰难。
旨在自强求富以救国的洋务运动是近代公司制得以尝试的契机。1872 年官方督办的轮船招商局， 是我国仿照西方制度成立的第一家股份制公司。从现有史料可看出， 传统商业惯例并未融入中国公司的实践当中 [12]。相关研究表明， 洋务运动时期官督商办企业的形式主要有两种， 种是政府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吸收私人资本投资开办， 政府参与企业经营管理， 是官督商办的高级形式、普遍形式; 另一种是若干小矿由私人资本家自行负责经营管理， 官方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是官督商办的低级形式、次要形式 [13]。由此可见， 股份公司从一开始只是政府控制经济的抓手， 这种制度移植也仅仅在表面上保持了股份公司的形态， 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尝试将过多的本土商业习惯融入其中。所以在我国， 商人实践和私法自治对公司制形成的作用就非常微弱。研究中国文化的论著表明， 中国人的个体无力作自我组织， 必须由他人去组织; 中国社会也无力作自我组织， 必须由国家去组织 [14]。这种看法尽管过于绝对化， 但其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整个中国社会的运作模式。个人、社会缺乏自发生成秩序的能力与条件， 强大的国家成为制度的主要供给者。清末时政府不仅聘请日本专家帮助起草 《公司律》 ， 而且开启以奖励顶戴花翎的方式鼓励民间投资 [15]。由此， 可以断言， 我国公司制企业的直接发端是清末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结果， 这时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国策已经显现风雨飘摇之势， 无力救国， 政府开始引领社会资本向高级的企业形态发展， 并为之设立法律的轨道。
因此说， 国家与公司的关系自公司制引入中国之时起就注定要比公司制起源地更为紧密， 国家角色在中国公司制的形成中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 国家的介入因为商人实践的欠缺而获得充分的正当性。况且， 当企业组织形式更多地彰显人为添加的因素时， 它就越是脱离人们自然选择的一般规律， 也就越需要刻意地给予保护， 倘若这种人为添加的因素来源于国家， 那么保护的举措也主要来源于法律 [16]。故而，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商业文化不甚发达的国家， 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运用国家之手推动市场机制的形成亦为合理 [17]。这其中的关键只是如何把政府与市场以及企业的关系处理得当罢了。
二、从两个理论视点考察我国公司法制建设中的国家功能定位
我国的公司法制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主体法律所应具有的国家本位特色， 与社会本位、个人本位并存， 将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融于一体。1993 年制定颁行的 《公司法》 ， 至今已逾 20 年历史。虽然， 经济社会的发展态势形成了法律出台的原始胎动， 但事实上一方面国家一直在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引领相关的制度建设导向公司法的制定发布， 另一方面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下由国家最高领导人做出了非常关键的深化改革决定， 正式、直接催生了公司法立法程序以及国家证券市场的形成 [18]。此外， 在立法的具体内容及其架构上， 充分体现中国国情也表明了公权力的差别意志， 国家介入公司制企业的产生与发展当然是不争的事实。
本文在这里避开对公司法律中设定国有公司的一系列制度规范的背景和条款的直面解读， 而是试图从当时法学界针对国有情景如何凝结于公司法制的纷争中揭示本文所述命题， 在研究方法上可定义为侧面穿插法。的确， 在如何准确把握国家在公司法制构建的功能定位问题上， 理论界的纷争一度呈现烽火连绵， 云蒸霞蔚， 一派壮观景色。这其中囊括了国家对公司法基本原则的确定、国有企业改制后公司中的国家控股比重、国有资产在公司制企业中的产权保护以及国有独资公司是否入法等种种国家扮演不同角色的问题。其中， 对公司法立法影响深重长远的有两个问题: 一是有关企业所有制问题的讨论， 这涉及到国家所有权与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的契合与冲突。二是对公司法人本质的争论， 这涉及到国家如何对待公司人格的独立性。这些讨论， 即使在公司法颁行以后仍未结束， 持续至现在。检讨这些讨论， 我们不难看出， 我国的公司法制不仅要复制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立法模板， 体现法的普适性标准， 而且还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企改革等现实问题作出符合逻辑与实际的制度回应， 彰显国家在其中的特殊需求。
(一) 有关企业所有制的争论
企业一词在我国曾经有着非常特殊的涵义， 因其早先与意识形态发生关联。改革开放初期的企业法论著， 都围绕着所有制问题来探讨企业制度。例如有学者认为， 按照企业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将企业分为国家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和私人企业 [19]。这也是当时的一种通行说法。相关论著进一步指出企业立法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单行企业法规主要按照企业所有制的不同形式分别制定 [20]。在这样的理论格局下， 公司仅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而被简单介绍。学者从实体企业存在的现实出发， 勾勒企业的理论框架， 虽然欠缺对公司制企业的舆论引导， 但存在着历史合理性。这期间不乏股份制试点的举措， 而且在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一度迎来 “公司热”。这种情况和清末洋务运动时的境况极其相似: 公司制在没有 《公司法》 的前提下开始了实践。但正如有学者后来指出， 这些被称为公司的企业， 绝大多数都不是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公司， 不是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主体 [21]。这种无序状态导致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多次整顿公司， 甚至社会上把某种因制度实验出现的混乱视为是公司形式的祸害 [22]。1987 年， 国家经济委员会交国务院审议的 “有限责任公司条例” 与 “股份有限公司条例” 也因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的试验引起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议而被搁置 [23]。随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在 1988 年得以制定， 从而又回到了以所有制形式为内核的企业法体系。这的确是改革开放初期企业制度从无法状态向有法可依状态转化的一种低空盘旋。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对企业所有制的态度也是改革中不可回避的问题。1993 年 《公司法》第 4 条第 3 款规定， 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这样的规定和通常理解的公司产权制度是有冲突的。因而有学者解释， 全民企业享有法人所有权， 它与国家所有权的关系是实物所有权与价值所有权的关系 [24]。事实上， 国家以国有资产出资， 将资产的财产权转换成对公司享有的股权， 这在本质上并未改变权利的根本归属 [25]， 只要通过明确的立法规范管理国有股， 就不会大量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隐患 [26]。
据上， 我们认为， 有关企业所有制形式问题的争论代表了我国公司制企业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首要的聚焦点， 我国的公司法也恰当地体现了对此问题的研究成就， 促成了国有企业向公司化、股份化的改制， 实现了国家期望的政策和制度目标。即使存在某种不尽规范的做法， 在事后的制度修订中缓行解决了。法律， 有时也不得不曲线进步。
(二) 有关法人本质的争论
在我国， 有关法人本质的思考最初是从探讨法人人格的民法保护开始的 [27]。随着企业与公司法在学界日益受到重视， 而法人制度又主要涉及到企业与公司的问题， 因此争论渐次从民法扩展至商事法乃至经济法领域。在表面上看， “法人本质” 之争貌似是一个纯粹的哲学问题， 但是， 诚如本文所坚持的解释路径， 若将国家角色嵌入到法人本质的争论中时， 这一问题就会具体到社会现实的利益结构。按照传统理论的划分， 有关法人本质的不同观点可归纳为三种: 法人实在说、法人拟制说以及法人否认说 [28]。其中， 法人实在说与法人拟制说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前者认为公司先于法律， 而后一种学说则刚好相反。当然， 正如有学者指出， 这种对法人本质争议的“三元论” ， 每个理论都并不是站在法律规则的分析上进行的， 而是站在对公司的实体化认识基础上的 [29]。
批判一种观点的不足要远比赞同一种观点的长处来得容易。更何况， 很多在西方国家已经尘埃落定的问题置于中国场合却可能成为全新的争点。故而， 不管学者持有何种看似落后的观点，都需要将其置于特定的背景予以思考。法人拟制说尽管有其诸多不足之处， 然而在我国 20 年来公司法制定与修订的历程中一直发挥出引领作用。江平先生在上世纪 80 年代时就曾主张拟制说的合理价值 [30]， 在 2005 年 《公司法》修订之后仍有学者继续探究这个问题， 认为这是 “社会需要的法律确认” [31]。不仅如此， 将拟制说理论嵌入中国特色的社会实践， 就能看出其恰好反映出我国公司制度变迁中的国家角色。
公司制发端在我国存在先天不足， 中国社会不仅缺乏公司成就的文化资源， 甚至还存在阻碍公司成就的文化资源 [32]， 国家若不能做出有效的制度安排， 要让公司成为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并推动经济发展几无可能。在私法自治与国家干预、私人需求与国家需求的衡平下， 由于商人实践欠缺而无法自行意思自治， 公司的制度供给只能经由国家加以满足。在 1993 年 《公司法》 秉持的以核准主义为主要原则的公司制度下， 公司法人资格的获取需要通过国家审批和许可被赋予; 而到了 2005 年 《公司法》 ， 严格准则主义的公司制度则要求在一般情况下公司获得法人资格须经国家的行政确认。实际上， 不管是核准主义下的行政审批， 还是准则主义下的行政确认，都是需要发起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相关行为方可成立公司， 故而明显是 “法律先于公司”。此外， 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则， 法定代表人制度也建立在法人意思表示须由自然人代表而为之的基础上， 法定代表人并不独立于法人之外， 其行为归属于法人本身， 这种制度明显也是拟制说之立场。继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之法人人格更加需要国家的确认与拟制。毕竟，基于商人实践的缺乏连 “私”的公司都无法实现制度自足， 那么距离商人实践更加遥远的国有企业对于国家拟制的人格就有着更为强烈的需求。
当然， 国家过分充任管制的角色不会获得社会的认同。公司设立核准主义的时代自然有其负面影响， 但我们应当充分考虑当时的社会状况， 包括市场发展程度与社会诚信体系等等。正如拉德布鲁赫感言， 法人的人格是否根据法律而产生、“拟制” 或先已存在……是不可解决的法哲学基本问题 [33]。既然如此， 哪一种解释更符合社会现实， 那它就更能站得住脚。法人拟制说在我国能站得住脚的最大根由是其能客观反映出公司制度演变当中的国家与公司关系联动的一般规律。
三、国家角色在当下公司法制度变革中的使命担当
从我国清末肇端公司制企业尝试， 到新中国第一部 《公司法》 的制定与修改， 我们不难看出国家在公司法制建构中的主导性影响。国家在第一时间成为公司企业诞生的助产婆， 随后又伴随时代的发展和文化流变不断调整其主权意志， 既对公司法基本制度框架进行顶层设计， 也将其认可的主流法律价值渗透融合到具体规范编制和公司企业生存空间的布局上。这种局向是历史图景也是社会现实画卷， 更是我们下一步公司法改革的理性的逻辑前提。在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提出建立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未来时期， 公司法律制度势必追随这一历史性进程， 使自己不断革新， 不断现代化， 为国家在新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事业提供制度保障。从公司制企业运行二十多年的实践和公司法学界的理论研究的深度以及公司诉讼的规模和利益缠绕的复杂状况看， 公司制度改进的市场力量和专业水准今非昔比， 政府部门、法院、仲裁庭、证券交易所和各类私人机构包括律师、会计师、证券市场从业人员、基金、机构投资者、中小股东、公司董事与高管等等不仅在业务活动中具体体验公司法制的保护与约束的经纬度与冷暖春秋， 而且对法律的革新表达了意见， 甚至已经采取了某种 “自由行动”。 [34] 公司法律面临革新的现实而紧迫的压力。这是一种新的法律发展格局， 国家角色在其中的功能也应当随风起舞，在坚守传统、矜持、保守、稳健的国家立场的前提下， 关注社会舆情、以发展的眼光审视中国特色、总揽全局但不失细节、平衡建设利益结构、公平发展机会、权衡债权人利益保障和交易安全等都将是立法聚焦点。
公司法革新中的国家角色内涵比较丰富， 本文不能一概而论。这里只对相关性充分确定且价值厚重的三个问题做些讨论， 以与学界同仁商榷。一是国有背景公司的特殊治理情景问题; 二是公司行为的公共利益制衡——公司社会责任指引问题; 三是资本约束软化与交易安全问题。
(一) 补充国有背景公司治理制度的特殊规则
国有背景的公司被誉为 “共和国长子” ， 其存在动因和社会价值在理念和实践方面均是非常的混沌不清， 传统社会的官本位文化稳固地附体于其身， 核心治理人员长期游走于官商两道， 营造出不同于普通私人公司的独特商道文化结构和治理模式。1992 年颁行公司法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铺设法律轨道， 甚至被有学者指斥: 着眼于国有企业改革的 《公司法》在许多制度设计和安排上未有遵循公司制度的一般规律， 使其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事主体立法， 更像一部 “国有企业的改革促进法” [35]。也有学者认为， 国企带有公共团体之性质。公共团体与结社自由无关， 对其设立甚至还需要坚持 “特许制” [36]。本文作者认为， 这些观点过于偏激， 不接社会现实的地气， 但应看做一种警示。
基于我国政权的意识形态的辐射力， 公司法以放弃制度规范为代价为国有企业改制让道， 对公司中国有资产的保护设立了区别化的有违常理的警戒线 [37]， 试图从外部关系切入对国有资产给予特殊保护， 由此在公司法的条款外观上赤裸裸地显示出国有公司与其他民营公司之间的不平等待遇。不仅如此， 更重要的是国家在特定时期通过建立对核心产业的垄断， 以使国有公司独占现金流丰富的行业而坐享利润， 只有到了这种垄断状态严重伤害到市场公平时， 政府才可能萌生破除垄断的压力和动力。垄断助长了国有公司的治理困境和腐败滋生、蔓延。2005 年公司法修订时已经注意到这些明显无理的制度规定的弊端， 做了删除调整， 但国有公司体制内的亚健康状况不可能由公司法承担调理改善的主要职责。公司法不仅不能直接规范国有公司的资产关系和内控背景， 而且在治理环节完全丢失了董事会、监事会制约机制， 党政机构通行的一把手专权复制到国有公司， 于是控制权滥用、亲属作业、贪腐、挥霍奢华等现象俯拾皆是， 2013 年年末党和国家治理中石油腐败窝案的情形就是明证并且类似情形在其他国有公司中存在大同小异、彼此彼此的场景。于是， 人们怀疑公司法对改制产生的国有公司的接纳是否是一种历史误区， 原产于政府体制中的腐败病毒感染到国有公司中根本没有排异反应， 对国有企业改制的真正价值到底何在?
反腐败自然不属于公司法的法律功能范畴， 但没有阻却的国有公司的腐败劣迹和治理失常日渐蚕食公司法的社会正义， 反而对公司法的权威形成了挑战。既然， 国家把对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制作为一种体制变革的战略安排， 未来将还会有新的企业改制以及新设的国有背景的公司出现， 为着保障国家最核心的法律利益和投资利益， 在特定时期和特殊背景下赋予公司法针对国有公司反腐败的有限的隐形的功能应该是合理的选项， 本质上讲就是针对国有控股的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安排一些特殊的治理规则。
对国有公司 (尤其是特殊大中型国有公司) 与非国有公司进行差异性规制， 将会是公司法修订中沿袭的必经路径。反腐败是一种施政理念和公共意识形态的行动纲领， 它的践行和贯彻需要执政党的决策、政府机构的科层和权能体系的设置、系统性的强力法律调查与处理手段的资源配置、教育和处罚的不间断的落实等， 作为商业主体组织法的公司法的确不便越界插手。但是，国情是决定法律价值有效形成的基本因素之一， 如同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一致的一样， 也不会有不同国家的两部同性质法律完全一致的情形。传统国有企业是存在腐败病因的经济组织， 对它在改制进入公司企业时一般不可能进行血液透析， 资产、债务、官本位文化习性、贪腐潜势会伴随改制活动带入新公司。就现实条件而言， 我们所主张的特殊治理措施是指凡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的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其董事会结构中， 一律实行独立董事达到董事会组成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制度， 从而彻底改变国有公司的一把手统管局面特别是淡化与董事长存有上下级联系的董事群体内部人控制的旧有模式。
表面上来看， 国家改变国有公司的内部人控制的这种安排， 不能一时就可改变一把手强力体制， 也不能影响到公司的日常管理事务， 对于公司里边发生的鸡鸣狗盗的 “苍蝇” 式腐败也许作用微小， 但通过投资事务的参与而阻止亲属作业和大额资金非正常外流必然会产生正能量。这种是一种信号， 是对国资公司董事长超级权威形成威慑的信号， 也是一种内控机制， 借助独立董事专业性、外部性、责任约束压力的合成能量对国有公司实施监管。从我国上市公司实行独立董事制度的效果看， 我们认为在国有公司中推行居多数的独立董事制度一定会大有裨益， 国家在公司法修订时值得一试。
(二) 建立公司社会责任规范的诉讼机制
上世纪 30 年代已有美国学者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 [38]。历经数十年的社会实践， 这一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被企业界、学术界和各国政府以及公众所接受， 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跨国公司不仅率先践行社会责任， 而且公布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许多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发起或参与制定了行业性的公司社会责任规则。人类社会进入 21 世纪后， 公司社会责任伴随全球化已然普及到世界的任何角落， 原先作为道德高地的一种经营哲学被导入法制规范的轨道。2005 年我国公司法修订时规定 “公司从事经营活动， ……， 应当承担社会责任” ， 这在世界公司法成文法历史�%B